刘世锦：当务之急是恢复投资活力，但同时必须实质性降低储蓄率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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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中国宏观经济论坛季度论坛6月27日在北京举办，第十三届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、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出席并演讲。

　　刘世锦指出，当前中国经济呈现出“K型发展”的表象，其核心症结在于体制性和结构性的“供强需弱”。一方面，创新与出口表现亮眼，货物贸易顺差创下近1.2万亿美元纪录；另一方面，内需持续疲软，投资出现负增长，产能过剩严重。他强调，解决这一问题必须厘清“终端需求”的概念，即GDP中剔除生产性投资后，由商品消费、服务消费及非生产性投资（如民生相关的房地产和基建）构成的部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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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“过去这些年这个问题不突出，是因为我们的非生产性投资，主要是房地产和基建还不错，房地产和基建下来以后，消费占GDP比重差20个百分点，我称之为叫做一种结构性的偏差，这个矛盾就暴露出来了。”他说。

　　供强需弱背后的原因是什么？刘世锦认为，这实质上是国民收入使用结构中高储蓄、低消费。中国储蓄率长期高达40%以上，主要由企业储蓄和居民储蓄构成。企业储蓄率偏高，主要源于国有资本长期分红较少，大量利润留存转化为只能用于投资的储蓄。而在居民储蓄方面，存在显著的结构性分化：高收入群体贡献了绝大部分储蓄资产，而消费倾向较高的低收入群体却受限于收入水平。

　　他指出，单纯呼吁“解放思想、增加消费”而不解决收入分配与储蓄结构问题，在理论和政策上均具有误导性。

　　刘世锦强调，融资融券当务之急是恢复投资活力，但同时必须实质性降低储蓄率，相应增加终端需求。他提出了三条具体的改革路径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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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第一，推动企业储蓄向消费转化。争取在三年左右将全社会储蓄率降至40%以下，企业储蓄率降至20%以下。具体可通过将部分上市国有资本划转至社保基金，以此作为增加企业分红、充实养老金的一种方式，同时推动民营企业提高分红水平。

　　第二，稳步推进税收制度改革。通过增加对高收入阶层的个税和财产税等直接税比重，逐步将基尼系数降至0.4或以下，从而降低住户储蓄率，提高社会整体消费倾向。

　　第三，宏观调控重心由供给侧转向消费侧。建议将宏观刺激政策支出的50%以上用于中低收入群体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，重点补齐住房和社保短板，并加快解决进城农民工等新市民的住房结构性错配问题。